粮票——中国建国后的硬通货不是货币胜过货币

  粮票本来是一种无价证券，但在改革开放后的十多年中，却有“第二货币”之称，甚至在某些年份中比人民币还坚挺。用它可以在所有的农贸市场以及商业街、商业点“买”到主副食品、水果蔬菜、日用百货、服装鞋帽、花鸟虫鱼、各式家具等几乎所有商品，可拿来文付修理钟表、皮鞋、提包等的费用，甚至还可拿来雇短工，请保姆。总之，人类赋予货币的职能，大都在粮票身上得到了体现。

  上个世纪90年代，粮票是最广泛、价值最稳定的“中国第一票”。在当时北京某个大规模的粮票交易市场上，精明的粮票小贩算过一笔账：眼下粮票平议差价每50克0.3元多，居民换东西时占去0.1元，我们卖出时要加 “风险费”。因为，粮票有时可能窝在手里出不去，有时被工商局查到要没收，0.1元换进要 0.15元出手才划算。”

  当时中国教授们的生活水平，既不是工资决定，也不是名望决定，而是粮票的数量决定。 北大中文系曹教授说：〝乡亲、朋友以及同学，凑了粮票和钱来⋯…当时是雨季，等那箱子到了北京，便裂了一个大缝，足以钻进一只耗子去。曹教授本是工农兵大学生，对他来说，上大学地位最高的待遇其实是，以后能够用每月配给的全国通用粮票接济家里。

  一度在中国，人们宁愿要粮票也不愿用货币。在城市实行地方粮食统一配给制度，20世纪后半叶直到 90 年代，中国人食品的构成中，粮食(主食）多于副食、粗粮（玉米小水高粱米、灾害时期包括薯类）多于细桹（大米、面粉）、蔬菜类多于肉禽鱼蛋。多余的粮票，通常也充当硬通货，换取其他紧俏商品的专用配给票。

  1986 年，因涨价而收入下降的城镇居民户占 1/5，因物价上涨而入不敷出的城镇居民占到 15%左右，人们的实际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。

  至于正教授之类的高级知识分子，按照当时外媒们的报道：按照当时的汇率，那时偷渡到美国的非法华人移民一天的日薪，就等于北京市一级教授一月的工资有余。

  教授们唯一可拿来彰显身份的，正是粮票。正如一些作家所述，他们身上拥有几十斤全国通用粮票，可通过地区差价，换取一些较为廉价的消费品，比如电视机、布匹、糖果等。

  整个20 世纪80年代，中国知识分子，几乎家家都曾用节余的粮票和工业券去换取过日用品。因为他们手里的人民币实在太少了。甚至在粮票废除5年后，1998 年，中国教育的全部投入也只有109 亿，只相当于哈佛大学一年的收入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教授们的粮票成了当时西方知识界的怪谈。而从此后开始，大批留美北大学生开始在美国居留，获得绿卡并入籍。整个北大，也被认讽为美国大学的预科。

  在纷纷扰扰的票证时代，教授和粮票之间的瓜葛之深，是通常的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的。一本名为 《知识分子和人民币时代》的书，大部分和人民币实际无关，倒是票证占据了 2/3 的篇幅。粮票，从清末到 20世纪90 年代末，整整一个世纪都和知识分子有着不解之缘，并且成为一个特殊的中国市场行情报价现象。

  1901 年，在八国联军侵华后，清政府最后的大宗收入盐税抵押给列强。穷困之极的清廷滥发流通性不足的粮票，抵充政府人员薪资。学政下属的京师大学堂，财政拮据，一度以无人愿收的庚款粮票充数。在封建经济趋向解体的时代，清廷根本无力控制粮票的实体一—粮食的供求，自然是发得越多，贬值得越快。

  抗战时期，粮食成为交战双方的军用物资。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的不少工资也是以特殊的粮票形式供应的。例如某粮票博物馆中收藏的最大面值的粮票，就是1943 年国民政府安徽省财政局印发的。“43万斤”粮票，大概也可说空前绝后。直到1944 年，随着美军援助的面粉增加，每月上千斤小米的粮票才逐步消失。国民政府的粮票大多数情况下，也属于空头粮票。战时经济体制下，军粮运输也经常出问题，加之日寇封锁掠夺，粮票很少足值。

  新中国成立后印制的大量粮票，据当时人回忆，主要是法币崩溃，投机商哄抬物价的结果。1949～1952 年，用粮食和粮票供给制度，人民政府迅速稳定了市场秩序。粮票大面积发行，成为一种硬通货，最兴盛的时期，正好是 20 世纪80年代。整个80 年代印制的粮票，就超过先前所有半个世纪粮票的数量。

  事实上，中国的粮票本身，和西方国家常年保留执行的食物券和救济券功能相当，只不过，由于时代所限，人们不能客观地将两者分类。直到最近，北大的不少教授仍然误解性地将粮票看成是计划经济的一部分。

  在2011年5月份，美国申领食物券的人数创历史纪录。美国农业部的数据表明， 当月，使用食物券的美国公民人数飙升至历史高位高达4580万人，也就是说超过美国人口的10%的人使用食物券。食物券使用最为频繁的地区是加利福尼亚州、佛罗里达州、纽约州以及得克萨斯州这些富裕州，诸如肯德基、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店是食物券最主要的需求者

  根据凯恩斯以来修正的经济学理论，食物券或者说粮票，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的这类代价券，是被看成定额现金补贴的一类货币。换言之，将粮票看成是 “无价证券” 的说法是荒唐的。

  更为一般地说，粮票和今天的食物券、购物券，本身并无任何差别。出现这种代币券，一般来说是货币流通的成本差异和商业制度导致，而与市场供求无关。

  比如我们曾经大量发行的粮票，其实是改革前工商业制度、人民币的流通方式的镜像。改革前商业和工业生产往来，实行的是先计划，后分配的方式。在计划和分配之间，经常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一个不小的时间差，当然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这个时间差同样存在。

  问题是，在最终消费环节零售上，市场能够最终靠价格信号，在不同的人们之间通过讨价还价，逐步缩小这个时间差。比如张三的粮票多了，可以大量购买粮食。但在计划下，这种信号是不存在的，即使粮票增多，按照定额分配的制度，他的粮票也是空头的死票，不能交换到粮食，最多只可以通过换购其他票证，转而购买粮食。自然中间由于换购的麻烦，必然增加成本。

  即使是所谓通用粮票，和所有的食物券一样，由于使用上的不灵活，其流通成本总是高于货币本身。通用粮票的购买力，并不比本地粮票高，在使用的方便性上还要低于货币。

  因为各地的产品都是计划执行，通用粮票的物质基础，仅仅是粮食计划中微不足道的机动部分。最后国家发行的通用票本身也成为粮票中的稀缺品，其价值甚至超过本身的购买力。

  另一面，这相当于地方粮票的贬值，往往促使地方为了平衡进一步加大本地粮票和粮食的流通性。这就造成地方票慢慢的变多，越来越贬值，流通的次数越多，持有的成本也就越高，最终排斥所有的货币。

  这种情势越演越烈，到20世纪 80 年代，地方票的流通性超过货币，中央票的流动性超过地方票，终于形成印制得越快流通率越高的现象，最终制造出一个庞大的粮票时代。

  同样，在今天大量发行永久食物券的美国，也伴随着同样的问题，食物券甚至变得徒有虚名。更多的固定食物券被储蓄卡替代，而有着更高的货币购买力者往往更喜欢使用这一些食物券，因为在快餐店他们避免了找零的麻烦。

  那是个粮食短期，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发行粮票就是人民贫穷的现象，国家落后的现象

  在生产还不发达，社会物资紧缺的时侯，票证制是人民生活基本权益的有效保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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